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普遍采取了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十二五”规划将碳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提出了碳强度降低的国家目标,即到“十二五”末碳强度下降17%。' T- w0 ~# {( l1 X8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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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减排的政策体系亟待改进。特别是“十一五”末期,为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各地甚至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拉闸限电”的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目前对我国碳减排政策普遍的评价是“行政手段多了,市场手段少了”。碳税、碳市场这两种经典的市场化政策工具成为讨论的焦点。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机制来实现碳减排目标成为学界和职能部门的共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碳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的政策选择。0 b7 l$ h/ R. H, V
) { c! |1 ?5 X1 B- X; d从目前的政策实践来看,职能部门已经开始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文简称为“碳市场”),相关省市已开展了碳交易的试点工作。然而,对于中国碳市场的政策目标、可行性、建设路径及模式,仍存在一定的争议。结合中国现实背景,对现阶段建设碳市场进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s, [1 u4 c1 `; K" B8 P4 C% n0 `% {- \
中国建设碳市场的政策环境分析 6 x) S' h! S$ |8 V5 p, ~2 {& B! h+ h' ]
第一,我国处在工业化高排放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能源消耗,很难立即采取大幅降低排放总量的减、限排措施。 ( `2 F& s A! M( T# T) d9 `; l% A1 R1 B2 z9 X2 ]
第二,受要素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制约,化石能源储藏和消耗量大且缺乏弹性,能源结构调整的空间不大。我国的能源结构严重依赖煤炭,电力结构中火电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尽管新能源增长势头强劲,但可用于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空间有限,而世界上主要能源价格的高涨和供给不足,使我国转换优化能源结构面临极大的困难。尽管目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比较热,但是,如按近年能源消费增长趋势发展,可再生能源难以有实质性变化。 - Z6 B" t% N E0 \' h. _0 I% u / X) t1 h0 `! U- u% x: l4 F第三,争取发展空间(至少到2020年)是我国在气候问题下的基本诉求。到2020年,我国以14亿以上人口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21世纪中叶14亿人口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气候问题已经明显政治化,我国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气候政策问题上、在气候谈判上,我国应争取发展空间;对减排的国内政策上,不易过早采 # d' _ n( w3 x# _; o5 R用“激进的”总量控制手段。 8 X n) [2 a, r i* Y2 s! \ + z2 r! x1 ^! \: j" i" x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 8 B! h7 _5 {3 ^2 z ( C* F6 j3 K M- d* i+ C8 P+ a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化手段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标准和管制政策是减排的“基础性”工具。尽管目前对我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的普遍评价是“行政手段多了,市场手段少了”,但是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工具在近中期仍将是中国节能减排的“基础性”政策工具(陈健鹏,2012)。现阶段,在探索市场化减排政策机制的同时,应更多反思和改进传统“命令—控制式”减排政策工具。在考察和借鉴国际经验时,不宜紧盯欧盟的碳税、碳市场,应从“宽视野”关注减排政策工具的演进过程和具体政策环境,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减排的特征。* z8 A* l& _- V. x& `4 B Z+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