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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将作为我国碳交易的试点行业,再次站在时代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中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作出了到2020年要在2005年基础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承诺,但从“十一五”规划完成的实际情况来看,情况并不乐观。许多城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采取了拉闸限电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所有人都知道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种方式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些问题。时间短、任务重、技术水平尚不成熟、运作体系尚未成型,都成为减少碳排放的掣肘。
面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现状,用电负荷增长和减少碳排放量的矛盾如何协调,是摆在我们电力行业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中国的资源条件和过去的能源体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我们发展的需求很强烈,改变的需求也很强烈,这就不免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障碍,导致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会有很多不周全、不细致的地方。比如,电力结构转型、技术升级、产业升级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但是随着碳交易试点的开幕,碳减排任务的重量会层层加码。大有“时不待我”的架势,在这种大形势下,如何避免欲速则不达,是重要的课题。
这几年,煤炭涨价让火电企业连年亏损,央行加息让发电企业贷款困难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碳减排任务也会增加发电企业的成本。塔斯马尼亚的低碳政策就导致了其国内电价飙升,全国范围内,开征碳税预计增加10%的电力价格。前一段时间我国上调了部分省份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每次电价上涨都大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而如果电力企业成本上升,电价上涨又再次滞后,发电企业该如何应对?碳减排不光是电力行业的问题,高耗能的背后折射的是全球分工失衡的 影子。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所熟知,全球分工中发展中国家靠出卖资源,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模式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高污染、高耗能”的局面。
发达国家凭借对先进技术和定价权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顶端,高排放量的产业大量在中国繁殖,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之一,现在面临全球碳减排的格局时,再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造成我们的被动局面。这就像是人们常说的“马太效应”的规律,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发达国家向我们转移减排压力,我们一方面要全面转型,把自身做好,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去争夺话语权,而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电力企业作为碳交易的试点行业,为我国碳交易发展打开新的天地,但是想要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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